雪漠：是的。我问你，你知道你祖父的名字吗？你了解他们那代人是怎样生活的吗？

　　记者：我记不得了，以前我只听父亲提过一些，很简单的，忘了。

　　雪漠：那你还了解你祖父的父亲，你祖父的祖父，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吗？

　　记者：那就更不清楚了。

　　雪漠：这个问题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祖宗的姓名与他们的生存状态。明白了吗？你看，才仅仅过了几代，祖辈就已经被我们彻底遗忘了。无情的岁月，掩埋了他们肉体的同时，也掩埋了一段真正的历史。几十年后，我们也将被岁月掩埋，消融于一个巨大的虚无之中。百年之后，我们的孙辈也记不清我叫什么？曾经做过什么？我们曾经来过吗？我们的生命像苍蝇飞过虚空，留不下一点痕迹，------如果没有好的文学，好的史书，这多么可怕！
    记者：你的这种文学立场很独特，请继续讲。

　　雪漠：比如，我不知道汉唐人如何活着，不知道宋辽人如何活着，但我却知道清朝的贵族如何活着，因为我读了《红楼梦》；也知道明朝人如何活着，因为有《金瓶梅》和《三言二拍》；我们还知道一些其他朝代的人的点点滴滴的信息，因为除官修的正史外，幸好，还留下了一些质朴的民间文字。我认为，文学的真正价值，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“人”的生活，告诉当代，告诉世界，甚至告诉历史，在某个时期，有一代人这样活着。如果有一个文人，不需要任何卖弄，不需要煞费苦心地编故事，他只要质朴地记录当代人的日常生活，他就注定不朽，要是他在艺术境界上达到一定水准，那就是我们期待的大作家了。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，就在于他忠实记录了那一个时期俄罗斯人如何活着。
    记者：照你的说法，文学与史书的价值作用差不多？

　　雪漠：两者有本质不同，史书侧重于历史事件，文学则侧重于人性和生活，二者是不可替代的。有时候，文学甚至比史学更真实，因为历史是强权写的，很容易被篡改。而文学，则更可能接近生活的真实、心灵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。

　　记者：对死亡的感悟，是不是会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有益？

　　雪漠：当然，我认为，一个作家，不感悟生活，不直面死亡，就不会真正成熟；不面对历史，就不会真正思考。一个人，他不深思死亡，就会被世俗的、眼前的东西所迷惑。当他时刻想到死亡时，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。所有的应酬也罢，名也罢，利也罢，终究是过眼云烟。这些东西都体现不了你的价值。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，一旦失去，永不再来。我不会用非常珍贵的生命去换一些无意义的东西。成名也罢，不成名也罢，在我眼中都一样。

　　记者：现在大家平时生活中好像都不大提生命意义、精神、信仰、崇高之类的东西了，一提这些好像就是虚的、空的，只有钱、房子、车子那些物质的东西，才是实实在在的。你怎么看？

　　雪漠：那正是执幻为实、认假为真。其实，人生跟坐火车很相似：窗外是飞逝而去的无常和存在。自己其实很孤独，在那个车厢里，你会感到一种被抛入陌生的感觉，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，可惜被当代人忽略了。他们将眼前的虚幻，执着为实有，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。其实，无论你眼前拥有什么，你都不会留住时间，留住生命，也留不住那些飞快地坏去或是破损的车子、房子，多贵重的车子、多结实的房子，也只有几年、几十年的生命，我们何必苦苦执着于它们呢？

　　记者：你所有的生命实践，都是在寻找一种终极意义吗？

　　雪漠：我寻找的，不仅仅是写作的意义，更是生命的意义。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文学上的成功，当成我生命的成功。我太清楚了，面对死神，所有文学上的声誉毫无意义。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杨显惠写出了《定西孤儿院》，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，之后，我还说，百年后，雪漠和他没啥两样，仅仅都是个符号。最重要的，是你的作品中是否传播一种利众精神，一种大善的精神；你这个人的价值，以及你的作品价值，就看这个世界，是否因为你的这个存在而相对美好了一些。当然，这美好，也包括真，包括善。

　　记者：你对文学，不为名利，就这样坚持几十年，无怨无悔地追求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　　雪漠：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都问过我。有一次，我对天津师大的教授汤吉夫先生也说过，“我之为文，如善人之铺路，如唐东喇嘛之修桥，仅仅是为众生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。我之目的，非出名，非得利，而仅仅是将我之所悟告诉世人，使大家活得更善良一些，更安详一些，使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。”虽然，我也愿意进行技术上的宣传，但这仅仅是我不想让这个世界活埋我的思想时的一种抗争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喧嚣热闹的时代，你稍一怠懈，就可能被埋得不知去向。所有的文字作品，只有在被人阅读时，才能实现它的价值。包括这次与建桥的合作，都是我的一种探索。……噢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小时候的梦想，可不是当作家。

　　记者：那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